解決課綱微調爭議的辦法

今天只談解決辦法，如果想讀長篇大論，請點 這裡。

歷史教科書的相關爭議早在2007就已經發生過了，只是當時是獨派主導歷史教科書的修改，統派反對到底。如果大家都想把意識形態的手伸進歷史教科書，想要藉此左右學生的思想，並達到統合國族認同的目的，那麼，這樣的策略最終只能以失敗收場，尤其是在台灣已經徹底民主化的時代背景下。

原因很簡單，大人有大人的主體，但學生也有學生的主體，漠視他人的主體性，就是漠視他人的自由意識，並限縮應有的思辨的空間。這種作法已經違反民主原則，難道我們想要退回到極權時代，一切教條都只能由上位者灌輸?

那麼，留給學生一個思辨的空間，重視學生的主體性，並讓學生得以發揮自由意識，才是現階段的教育場域裡應該做的事。

所以，歷史教科書應該呈現的是一篇又一篇的史料，這些史料可以是左派的，可以是右派的，可以是獨派的，也可以是統派的。

其實，到底是哪一派的史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一切該有的文獻全都攤開在學生的面前，教導學生如何閱讀這些史料，思考不同的歷史觀點，並在這些觀點裡，尋找屬於自己的主體性。

學生可以從這些史料裡，彼此辯論哪一個觀點是「正確」的? 哪一個觀點是「錯誤」的? 學生也可以假設如果時空倒轉，自己就是事件當事人，那該如何抉擇? 勇敢抗爭? 逃避現實? 或是安穩度日?

藉由激發學生對史料的思辨，並培育學生自己的主體性，學生才能學到最全面性的歷史知識。

老師的責任就是挑選出某件最具爭議性的歷史事件，主持討論大會，輔導學生如何整理這些史料，形成自己的觀點，並在課堂上發表，而且勇於接受其他學生的挑戰。唯有在這樣的訓練下，學生才能建立自主的學習，並形成自己的主體性。

歷史教育應該做的事情，是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而大人的手，應該避免再伸進教科書裡，企圖用自己的意識形態來改寫歷史。

都已經什麼年代了，當權者的鬧劇也該適可而止了吧?

僅此紀念大林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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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P與老大哥

作家喬治歐威爾在他的經典著作《1984》裡，用「Big Brother」老大哥一詞來描述共產世界裡的獨裁者，如何運用監視之眼，隨時監控底層人民的一舉一動，如果有意圖謀者，立刻監視，並予以殲滅。

喬治歐威爾大概沒有料到，他的故鄉英國在他去世之後，悄悄地實踐了他小說裡的夢魘。

今日的英國是世界上監視器(CCTV)架設的數量最多的國家，每天有6百萬台錄影機隱藏在街角，整天攝錄民眾生活，密度已達英國總人口數的1/10。倫敦市中心甚至每10-15公尺就有一台監視器，而且數量還在持續增加中。

英國人甚至發明了一種新型態的主動式廣播監視器，相較於傳統的監視器只能被動地觀看街景，現在的英國警察可以利用監視器上的麥克風，在觀看到犯罪行為的同時，利用擴音設備警告待在現場的犯罪行為人，他的行為已經觸法，必須立刻離開，否則就會取締、告發。這套心戰喊話的戰術果然奏效，宵小聽到廣播無不快步離開，預防犯罪的效果驚人。

在未來，監視器還有更多高科技的功能。例如運用大數據，辨識某場所裡的人群，部分可疑份子的移動模式過於異常，就能立即藉由電腦運算辨識出來，再交由警方盤查，以達到嚇阻恐怖攻擊的目標。這些新科技，英國人早就在研發了。

相較之下，柯P最近提議利用監視器來取締紅線違停，老實說，不太有新意。

利用監視器來取締違規，已經不算新奇，人家老牌警察國家都在用會說話的監視器在監控人民了，柯P的構想不但徒增法律爭議，最後執法的結果也不見得能夠省下多少警力。

而且相似的構想郝龍斌也提過了，只是最後因為反彈聲浪太大而被迫終止。

如果柯P真的要跟老大哥比，好歹也在監視器裡加裝麥克風吧。

像是紅線違規停車這種事，一旦發現違規車輛之後，立刻利用麥克風播音警告 (即使是罐頭音效都好)，只要不聽勸阻，再派警力現場開單取締即可，既能達到節省警力的目的，又能迴避法律爭議，效果說不定更好 (至少在英國是如此)。

事實上雪隧的監視器也有麥克風。只要隧道裡的車輛車速過慢，就會立刻收到廣播警告，督促駕駛人加快車速，以免塞車。

不過說到底，在公共空間利用監視器取締違規，到底侵犯了什麼隱私? 警方有這樣的權力嗎? 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的辯論，除了呂秋遠律師的文章有觸及細部的法律問題以外，大多數的文章都存在一種感覺結構在評論此事。

問題就出在感覺結構，如果反對柯P的論述，最後只能利用感覺結構來集氣，而欠缺十足的法理辯論，以目前柯P的高人氣，他的提議不見得會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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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與那條跨不越的線…

反服貿運動自佔領立法院以來，已經超過兩個禮拜。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以雷霆萬鈞之姿，佔據極大的新聞版面，也開創了台灣社會運動史與學運史的新局面。

不過，運動走到今天，也出現了一些批評，其中有兩篇文章點出了這場運動的矛盾，一篇是《鷹鴿之爭? 318佔領行動隱現路線問題》，另一篇則《無限上綱的秩序神話》

在《鷹鴿之爭? 318佔領行動隱現路線問題》一文中，作者以「1985化」這個名詞，用來形容以1985行動聯盟為主的成員，在國會議場外的現場，拉起一條條糾察線，以對院外參與民眾與學生進行嚴密管控的行為。由於這樣的糾察隊文化，據稱首創於1985行動聯盟去年的「萬人送仲丘」公民覺醒運動，故稱「1985化」。

因為這條糾察線的出現，使得整個會場形成一股「和平」、「理性」、「秩序」、「溫良恭儉讓」的氣氛。但是這樣的「訓化」、「順民」的形象，卻與社會運動中強調「反抗政府」、「衝撞體制」的訴求格格不入，進而引發社會運動到底需不需要「社運秩序」的質疑?

在《無限上綱的秩序神話》一文中，作者則指控現場糾察隊的權力行使明顯過當，形同另一種威權體制的再現，不但強迫現場的群眾當個服從糾察的乖寶寶，也讓秩序變成制約，公民自律淪為自我規訓，進而鬆動了社會運動應有的本質，也就是對現有政治體制的抵制與反抗。如果這麼想當個順民，那幹嘛上街頭佔領立法院?

但我對運動現場的觀察，卻與上述兩篇文章不同。

我從三月十八日晚上得知立法院遭學生團體佔領之後，第二天一早就趕到台北，想了解立法院周遭的最新狀況。當天到場的學生並沒有我想像的多，可能都在立法院裡苦戰吧，不過現場依然有絡繹不絕的熱血青年加入戰局，只是警察與媒體全都虎視眈眈地圍繞在學生團體的外圍，不時透露出些許的緊張氣氛。

當天的秩序有些混亂，已經有許多物資開始運抵立法院，卻看不出有系統的人力分派，我其實也很想出力幫忙，卻不知道該從何開始，結果繞了一圈、聽了幾場演講之後，因為聯絡不上已衝進議場的朋友，最後選擇離開立法院。

這個時候還沒有糾察線的出現。

但在接下來的周末，連續兩天我又回到了會場，卻發現情況開始有些不同。當初混亂的場面已經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條條的糾察線，與一排排的糾察隊。

周末的人潮更多，全都蜂擁擠進立法院周邊，使得原本就已狹小的道路顯得更為壅擠不勘。就在這個時候，糾察隊開始進駐，引導著群眾沿著濟南路步行到青島東路，形成一條逆時針的環場單行道。雖然人群仍不斷湧入會場，但在糾察線有效的疏導之下還能緩緩繞行，除了行政院院長江宜樺登場的那幾分鐘，真的是擠到寸步難行，其它時刻都算好走。

這麼有秩序的運動現場，引起了我的興趣，畢竟我也參與過幾場大型社運，從樂生療養院再到同志大遊行，從沒看見這麼有秩序的人群。所以，我特別坐在靜坐區裡，觀察這些糾察線與糾察隊，發現了幾件有趣的事。

整個立法院周遭隱約形成明確的空間分區，有佔領區、演講舞台區、靜坐區、醫療區、補給區、媒體區、休息區、廁所、車道…等，每一區的使用機能都很清楚，動線的區分也很完整，讓繞場的民眾、靜坐的學生、送貨的推車、補給的派發、即時訊息的傳遞、甚至是當地居民車輛的進出，都能順利運作、暢行不悖。

我猜想，在學運組織裡說不定就有建築系或都市設計系的學生，因為學過這兩門學科的人都知道，現在由學運所編組而成的新秩序，正是機能與使用分區概念的實踐，唯有做到明確的分區，才能讓現場複雜的動線得以彼此穿插、卻又不相互干擾，而糾察線與糾察隊的出現，強化了這樣的空間使用，讓它更有效率。

這樣的空間佈局儼然就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縮影，如果它有什麼值得批評的地方，就是它離傅柯規訓社會的理想太靠近。

傅柯已經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規訓社會的全景敞視主義，巧妙地佈局在學校、醫院、監獄、軍事要塞…等現代空間裡，藉以打造出順從的人民。而我們的社會正是靠著這套方法，把自我的規訓內化為現代人思考的一部分。

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人(尤其是老派社運人)都會對糾察線與糾察隊感到非常感冒，因為過度「溫良恭儉讓」的社運秩序，已經把衝撞體制的爪牙給拔除了，甚是預先選擇了服膺規訓社會的思考模式，這又要如何去反對其實骨子裡跟自己站在同一理路上的當權者? 這不正是社會運動在思考層次上的自我矛盾?

所以，問題的癥結點就出在: 社會運動裡的糾察線與糾察隊，到底是不是規訓社會底下的自我規訓? 如果是，這樣的社運又要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可稱為社運?

就在此時，我閱讀到了一篇臉書朋友所寫的文章(未公開)，提到了他自己的心境轉折。原本他也對現場的糾察線與糾察隊非常反感，甚至還因此拒絕再到現場去。不過經過幾天的反思，他卻發現這樣的抗爭樣貌，除了反映出部分民眾原本就傾向或熟悉的價值觀以外，難道我們(這些社運老人)只能在「全要」或「全不要」的選項裡打轉? 難道傳統的抗議場子裡都沒有一主(台上呼口號)一從(台下跟著唱)的規訓關係? 而群眾的能動性與異質性有因空間的規訓化而被抹煞了嗎? 如果群眾的異質性頗高，而且全都能在場子裡找到自己的發言位置，難道這不就是一場活力十足的社運?

正是因為他的反思，誘發了我對社運裡的糾察線與糾察隊的進一步省思 (當然，瓦礫的這篇文章也有助益…XXD)。我除了贊同我朋友的思考方向以外，也提出三個觀察點，嘗試對社運自我規訓的問題提出可能的解答。

一、糾察線與糾察隊可擴大群眾支持的基礎

對於已經被規訓的社會大眾來說，他們唯一能把正當性給予學生、並暫時性地接受佔領立法院所帶來的動亂，就是這場學運的內部能維持某種程度的「社運秩序」，而學生們也可藉此新秩序的建立，擴大政治理念的公約數，說服更多群眾前來參與。

或許是因為參與群眾的性格使然，使這場學運呈現不同以往的風貌，為了要擴大群眾基礎，在社運秩序的維持上就不得不反映這樣的要求。如果用一種社會大眾能夠理解的行動語言，來促成他們接受其政治理念的話，這就是一種具有溝通效果的行動了。

所以，如果糾察線與糾察隊是誕生在這樣條件下有意識的行動，又怎能說直接說它是一種自我的規訓呢?

二、規訓社會的手段也可徹底挪用

現代社會下的規訓空間不必然全好，也不必然全壞，如果我們不把規訓社會視為鐵板一塊，或是不把「全好」vs「全壞」視為絕對的二元，那麼，規訓式的空間佈局如果有任何優點，為何不能挪為己用?

如果反服貿學運再現了某一部分的社會性質，那麼規訓空間會跟著出現也不需要太過意外。學生總需要吃飯吧? 休息吧? 補腦吧? 如果現代社會裡最有效率的空間運作方式，能夠用來強化社會運動的動員能量，為何不能大膽採用?

我甚至認為，如果立法院周遭沒有糾察線與糾察隊，現場早就癱瘓了吧?

不要忘了，這裡不是寬敞的中正紀念堂，也不是筆直的凱達格蘭大道。這些以往社會運動的熱門據點，原本就是大型廣場，就算數萬人齊聚一堂，也不至於製造太多的問題，整體來說並不需要糾察線。

但青島東路可就不一樣，在這狹小的街廓裡，就有學校、商圈、住宅區、與行政辦公區…，吞吐量本來就不足以應付大型集會，更何況是史上最猛的學運。試問，沒有糾察線與糾察隊的控制，整場活動還能順利運作嗎? 不同的人、貨、車…還能順暢地流通嗎?

三、權力空間的逆寫

如果我們非得把空間二分成規訓與非規訓兩種，難道新派與老派的社運團體非得獨佔一方並相互指控? 兩者之間沒有第三種可行性?

我暫且稱此第三種空間為策略性空間。

簡單的說，策略性空間指的就是在舊有的空間基礎上，進行新的空間佈局。把舊有的空間拿來改寫(或改裝)，空間規訓當成暫時性的工具，用以實踐反規訓的任務。當任務結束後，空間有可能會恢復原狀，也有可能會因此而徹底改造，但目前的現狀則是在新、舊交織的情況下彼此協商出來的暫時性結果。

空間本來就像是一張重複書寫過後的羊皮紙，每一次改寫的行動都會留下蹤跡。

這次的學運就像是一場權力空間的逆寫行動，把原本已經存在的街廓重新佈局。原先的馬路不再是車道，而是群眾靜坐的場所，立法院不再是議場，而是學生戰鬥的發聲台，國會周遭的權力空間也不再是當權者的政治禁臠，而是被解放過後的民主廣場…

或許我們過於習慣行走在黑頭轎車呼嘯而過的青島東路，卻忘了反思這裡的空間意義是被誰賦予的? 為誰賦予的?

就在一條條糾察線拉起的同時，這場學運也徹底改造了立法院，創造出一種新、舊交織的策略性空間，它顛覆了我們對立法院既存的空間認知，使立法院不再是一座頻頻上演權力分贓戲碼的建築，或是一座三十秒審完服貿的民主墳場，而是一座人民有權奪回權力的主戰場。

曾幾何時，我們曾用自己的腳步去解放中正紀念堂以及凱達格蘭大道，如今，我們當然也有能力去想像一處不同以往的立法空間。

如果這場學運有什麼啟發，那就是這群熱血的青年已經衝在整個社會的最前面，我們有機會向前跨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只要我們不把腳步停留在心中的那條糾察線之前…

(這才是真正的規訓社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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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色是我們多元的特徵之一，性傾向也是…(Desmond Tutu的演說全文翻譯)

最近，有部分保守的宗教團體，以「真愛」之名行歧視之實，就在這個時刻，重溫Desmond Tutu總主教(Archbishop)真對性別人權的發言，顯得如此的重要與可貴。

Desmond Tutu是南非開普敦第一位聖公會的黑人總主教，他長期致力於人權議題，主張廢除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並爲愛滋、肺結核等疾病而戰，也對恐同、種族主義...等議題多所貢獻，因而獲得198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在曼德拉當選總統以後，曾擔任南非真相與和解調查委員會的主席。他也曾在2007年訪問台灣，以「轉型正義」為題，在「轉型正義與國族融合」 國際研討會上發表演講。

上面這段錄影帶，是Desmond Tutu針對性別人權議題所做的發言，以下是全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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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愛的朋友們，今天我的訴求是人類共同的人道關懷。聯合國引以為傲的理想是人人都能享有平等、尊嚴、與尊重，這樣的統合性目標，跨越了人類的多元性。

在這個世上，有許多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人正遭受到迫害，他們必須面對暴力、凌虐、與定罪，只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所愛的人與其他人不同。

毫無疑問的，他們也是神的孩子，對我來說他們也是最終的祝福所在。

在南非，我們花了數年的時間在對抗邪惡的種族隔離政策，它將人類給隔離開來，同樣是神的孩子，只是因為種族的不同，卻被剝奪了基本的人權。

慶幸地，全世界都支持我們爭取自由與尊嚴，我很驕傲在南非，我們最終贏得了重新制定憲法的機會，保障了包括性傾向在內的法律，因為從我們的苦難經驗中，我們知道如果它會傷害我們其中一人，也會傷害所有人。

我再一次強調，有一群人他們的基本權力與自由被否定了，男同性戀被送入監獄、羞辱，跨性別者被攻擊，女同性戀被強暴。這些男女同性戀的弟兄姊妹們，在南非或在全世界，都活在恐懼裡，活在暗處裡，無法獲得應有的照顧與保護，這是國家應該提供給所有公民的。他們也無法獲得完善的居家照護，尤其是當我們所有人，特別是南非人，急需取得的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相關照護的狀況下。

這樣的仇恨必須停止。

性傾向就像膚色一樣，是我們多元特徵的一部分，聽到神的孩子必須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是件多麼讓人傷心的事。貧困、病毒、墮落…常與人類的性傾向相糾纏，難道這個世界是的仇恨還不夠多嗎? 甚至不惜迫害這些你們所愛的人? 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都是許多家庭成員的一部分，也是人類大家庭的一部分，更是神的家庭的一份子，當然，他們也是非洲大家庭的一份子。

聯合國必須扮演特殊的角色，及其責任，當有任何人被低等地對待，或仇恨與凌虐獲得勝利之時。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都是我們的兒子與女兒、我們的家人、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事與夥伴，他們是人類大家庭中平等的成員，他們與你我一樣擁有相同的權力。

不要失去信心以面對仇恨、暴力與定罪，他們需要你的領導，需要你的保護，需要你的幫助以取得平等的尊嚴與尊重。不要讓他們失望，你必須站起來捍衛普遍性人道關懷的原則。排斥他們不是我們所樂見的，而是要一起共享自由與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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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翻譯有誤，請在底下留言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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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基督徒，我支持同志大遊行。

2009年的台灣同志大遊行已經第七屆了，它不但是台灣最大的同志活動，也是亞洲第一個同志大遊行，每年都吸引非常多性別、人權團體參與盛會。今年大遊行的主題是「同志愛很大」，即將於10月31日下午豋場，遊行人數有可能再創新高，達到兩萬人，遊行隊伍預計將從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出發，繞行中華路、忠孝西路、公園路後，再重回到凱達格蘭大道上的終點舞台。

不過，自從第一屆台灣同志大遊行(2003年)舉辦以來，批評與反對的聲浪就從未間斷。例如2004年前台北市市議員王世堅就曾在市議會上公開反對台北市政府出資協辦同志大遊行，他認為資助這樣的活動是在「鼓勵同性戀」、「傷風敗俗」、「同志公開卿卿我我，是妨害風化」。而今年，反對的聲浪似乎多於以往，首先是總統府的國是論壇最近不斷出現的反同言論 (1、2、3 、4、)，接著是誠品信義店對於同性關係描述的書籍一率列為限制級，最後則是基督教團體以「上帝的愛超越同志情」之名舉辦「反同志遊行」。其中又以「反同志遊行」讓我最感遺憾，因為我也是基督徒 ( 後期聖徒教會 )，但我支持同志大遊行。

這次「反同志遊行」，主要是由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三位牧師 (陳福住、陳宇全、與莊嘉信牧師) 負責召集與執行。陳宇全牧師在遊行籌備會上表示︰「自從2003年第一屆同性戀遊行以來，已讓錯謬的靈侵入整個台灣社會。」他認為︰「如果這個時候台灣教會界還不出聲，繼續讓這樣的遊行辦下去，只會深深地影響我們下一代的價值觀，包括對性別的認同、對婚姻的概念都會產生嚴重錯誤的認知。」

不過，並非所有長老教會的教友都同意上述說法，例如歌手豬頭皮就在他的Plurk上表達對「反同志遊行」的疑慮，而同志同光長老教會則繼續為同志大遊行禱告，期盼更多人能夠參與盛會，並寄望在事件過後，雙方能夠開啟對話。

不過，這樣的對話該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上呢？「反同志遊行」台北場已經清楚表明其立場︰同志是罪人，因為「神創造並愛每一個人，包括所有的同志。但祂痛恨罪，並定下日期再來，要審判一切使祂所愛的人遠離祂的『罪』。」而高雄場的守望禱告則更指名「這一場屬靈爭戰中，仇敵經常偽裝成被『迫害』的姿態，但教會應勇於抵擋『罪』。」

在這兩場反同的活動裡，同志族群不只是「罪人」與「仇敵」，還是導致台灣社會價值錯亂與災難的元兇，24日台北場的「反同志遊行」活動過程中，與會者不斷地高喊「拒絕錯愛，潔淨台灣」的口號，也高舉「神祝福一男一女的婚姻」、「同志大遊行，招來大災難」等標語，彷彿同性戀就是錯的、骯髒的、污染台灣的、不應被祝福的、甚至最後招致大災難的罪魁禍首。

矛盾的是，在這場「屬靈爭戰」開啟之後，與會教友們卻又不斷地宣稱要「站在愛的位置上，以實際的行動來了解和關心，與我們不同的人」、「用行動和態度來見證耶穌基督的愛」、「禱告主更多啟示如何幫助這些需要的人」、並「願意跟同志團體對話」。

我雖然是新教友，還在學習福音與研讀經文，即便如此，我卻清楚地明白，基督徒與同志之間的對話，是不可能建立在上述的論述基礎上的，相反地，此種論述反而會助長反 ( 敵 ) 基督勢力，並把基督教定位在反同志、封閉、保守、跟不上時代的落後信仰，並讓基督教畫地自限在多元社會之外，不利於福音的散佈，也讓更多人失去正確認識教會的機會。

而且，我所認識的基督教並不是這樣的。在我閱讀經文的過程中，我學習到我們都是神的孩子；神愛世人，也要我們彼此相愛；人要遵從神的律法過生活，不是人的律法；人沒有權柄審判他人的罪，只有神才有。約翰福音裡有段故事，關於審判他人的罪，非常著名，我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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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所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

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她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 8︰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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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耶穌基督都不定他人的罪，難道台灣當代的基督徒要做第一個向「有罪」的同志扔石頭的「無罪之人」？

更何況，「同志」算不算是「罪」，都有疑慮，畢竟在聖經裡提到有關「同志」的經文非常少，只有《利未記》( 18︰22 / 20︰13 )、《羅馬書》( 1︰26-27 )、《哥林多前書》( 6︰9-10 )、與《提摩太前書》( 1︰9-10 )。而且這些經文原典裡所使用字如Arsenokoitês或Malakos，與當代中文語境裡的「同志」、「同性戀」，或英文的Gay、Homosexuality，不論是在文化上、社會上、與歷史上都有極大的不同。Arsenokoitês或Malakos指的比較接近異教徒的「男娼妓」或「軟弱」，而不是當代意義下的「同志」或「同性戀」。(請見維基百科裡的〈同志神學〉與〈同性戀與基督教〉)

梁文道與劉振鵬在其討論基督教與同性戀的文章裡 ( 〈基督不丟石頭〉、〈對《基督不丟石頭》的一點讀後感〉 ) ，也引述了美國神學家Stanley Hauerwas的觀點︰在性別議題上，基督教應該將焦點集中在「淫亂／性雜交／性濫交」上，而不是同性戀，因為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神的貞潔律法的實踐，而許多虔誠的女同志，「她們並不淫亂，她們分享的親密關係使得她們能為教會社群的利益而更好地生活。」Stanley Hauerwas說道︰「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種關係視為基督教意義上的婚姻…憑什麼可以不認可我所描述的這對女子呢？」

更何況，同性戀的性意識其實是晚近的發明。斯人讀舒適裡的文章〈反同與排斥異己，兼及我對同志遊行的意見〉就已提到，「愛情」這個概念是近兩三百年才被「開發」出來，而異性戀的性意識，也是要等到同性戀的性意識出現之後，才有其意義。它們都是建立在現代性的背景之下，才逐漸形成我們今天所認知的「同志」或「同性戀」。

既然如此，我們又要如何引用古老的聖經語言與詮釋，來反對當代的新現象？聖經裡所指涉的同性性行為，真的就是「同性戀」嗎？

我不是神學家，我對這些問題也無法提出明確的答案，但我體認到這些經文的爭議性，既然有爭議，就應先暫時懸置爭議，不應立即下論斷，尤其是在更好的神學詮釋 ( 或啟示 ) 出現之前，不應立即審判他人的「罪」，把同志視為「罪人」與「仇敵」，更不應以神之名，羅織同志之「罪」。

因為路加福音有提到︰「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6︰37 )

台灣的天空並不骯髒，無須潔淨，同志的愛也不是錯愛，無須定罪。聖經裡教導我們的，不是恨、仇敵、與無盡的爭戰，而是愛、慈悲、與無限的關懷。如果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仍是所有基督徒共同的理想，何不先從建立一個對性別議題寬容、友善的土地開始？




延伸閱讀︰

〈All My Gay!!!...擁抱上帝的同志子民---行動宣言+現場祈禱文〉

反同志遊行激對立，支持與否，教會界並無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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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院還在，人權變不見

Losheng still there from swpave on Vimeo.
( 感謝小草剪了這段感人的影片，藍阿姨加油，我們都支持您。 )


我在今年總統大選之後，寫了一篇文章《再見，老政治》，我認為，馬英九之所以贏得總統寶座，主因在於他打贏了一場漂亮的「語言政爭」。

簡單的說，馬英九非常精巧地吸納反對者的政治語言，加以重裝、改裝、並生產出一套屬於藍營的新版本。在這場總統大選裡，馬英九吸納原本由綠營所獨佔的政治語言 ( 例如「本土化」 )，逼進綠營傳統政治板塊，迫使綠營老政治回籠，翻轉原本穩定的藍綠光譜，產生板塊大挪移。最後，綠營因為政治語言的快速老化，提不出鮮明的新詞彙來動員選民，而失去政權。

這套馬英九獨有的政治語言吸星大法，至今依然適用。最新的例子就是樂生療養院。

就在十二月三號，捷運局在爭議未決的狀況下執意施工，警方強勢清空樂生院，貞德舍首當其衝，一百多名樂生支持者聚集在貞德舍前，卻被架離該地，一個個抓上警備車，載到八里與林口，警方甚至動用電鋸破門而入，將住在樂生院六十四年之久的藍阿姨「請出」貞德舍。

接著，清場行動開始，警方動用優勢警力，拉起封鎖線，架設圍籬，將樂生院團團圍住，終於，樂生如捷運局所願，成為推土機下的禁臠。明明就是粗暴的強制迫遷，警方卻說此次淨空行動是在「保護大家的安全！」，將院民遷往安全區域，避免因捷運局施工而發生危險。

衛生署迅速發表聲明表示，樂生院雖然無法如願成為「古蹟」，卻會以原地保留90％的「漢生醫療園區」形式向社會大眾開放，兼具人權與教育上的意義。

馬政府再度使出政治語言吸星大法，將「人權」、「漢生醫療園區」等原本屬於反對者的語言，全部納為己有，彷彿自己才是真正的人權捍衛者，卻徹底忽視樂生青年聯盟、劉可強、喻肇青、顏亮一等教授早就提過「迴龍醫療森林園區」、「樂生院文化景觀區」等構想，而當權者對漢生人權的侵害，不是遙遠的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這是一種再明顯不過的兩面手法。一方面，官僚們總是努力地工作，拆遷公告貼了又撕，撕了再貼，捷運局工程發包腳步從未停歇，推土機一步步進逼樂生療養院；另一方面，政客們努力地吸納反對者的語言，試圖加深自身論述上的盲點，鞏固支持者，並進一步掏空反對論述，以瓦解其勢力。

這種兩面手法，正是侵害漢生人權的新手法，反諷的是，當權者還以維護漢生人權的角色自居。

人權不該是政客口惠實不至的美麗願景，人權也不該是放在玻璃櫥窗裡供人參觀的物品，人權更不是在「漢生醫療園區」蓋好以後才會擁有的東西。人權是一種實踐，一種當下切身的權利持有，政府沒有權力今天先剝奪你的人權，明天再允諾還給你人權，然後妄稱這樣就是在維護人權。

人權可以今天變不見，明天再出現嗎？

樂生療養院問題就是人權問題。住在樂生超過一甲子的阿公阿嬤們，已經表達非常多次希望續住樂生院的願望，如果政府願意幫他們實踐願望，就是在實踐人權，如果強迫他們搬到不適合他們居住的地方，就是在侵犯人權。

這樣簡單的道理，不是劃一張「漢生醫療園區」的大餅就可以自圓其說的。因為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希望續住樂生療養院的阿公阿嬤們，被警察拿著電鋸破門而入，強迫搬出已經住了大半輩子的家，帶著隨身家當，面對沒有明天的未來。

那有一個號稱「人權立國」的國家，會用這種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弱勢族群？


( 圖片來源︰Chamber – 痕跡 )

今天，貞德舍毀了，明天，又是哪塊土地要被摧毀？政府的推土機一步步逼近，漢生人權就一步步淪喪，諷刺的是，這個政府卻說要蓋一座「漢生醫療園區」來實踐人權，殊不知這種先破壞、後建設的人權，算那門子人權？

人權可以打折嗎？人權可以像玻璃器皿一樣先敲碎、再黏回來嗎？人權這樣可以拼拼湊湊、填填補補嗎？

如果興建「漢生醫療園區」得靠強制迫遷來達成，那麼「漢生醫療園區」決不會是人權的里程碑，而是人權的墓誌銘。

翻開樂生療養院的歷史，就是一部殘缺不全的人權史，而且每個執政者都在樂生院裡留下糟糕的人權印記，時至今日，沒有例外。

日本殖民者錯誤的認定漢生病是種高度傳染病，強迫阿公阿嬤搬到與世隔絕的樂生療養院裡。早期的國民黨延續日本人錯誤的政策，關更多人到樂生院裡。最後衛生署還把土地賣給捷運局，蓋機場，還強迫阿公阿嬤搬到不適合他們居住的水泥空調醫院，現在更動用優勢警力，想拆什麼就拆什麼，想驅離誰就驅離誰，一點協商討論的餘地也沒有。

這就是樂生療養院的處境，這就是台灣人權的現況。我們還要再相信台灣是「人權立國」這種沒有根據的事嗎？

是的，樂生療養院或許現在還在，但台灣人權已經變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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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訊息，請見anarch的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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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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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沒有句點…

Losheng 1130 from swpave on Vimeo.
(影片來源：人行道 / 為樂生守夜。等希望亮光 )


樂生療養院再度面臨強制迫遷的威脅，周錫瑋斗大的名子高掛在拆遷公告的上頭，特別反諷，那個將「幸福‧美麗‧大臺北」納入施政願景的縣長，何時才願意真心誠意地面對樂生療養院的問題，實踐「幸福」與「美麗」的諾言呢？

Munch一語道破願景背後的真相，樂生運動對政府來說 (不論中央或地方) ，就是一場無情的「文化殺價」︰

「果然沒錯，度過一年安逸時光，終年算計的捷運局，終於發出新的公文，想出上圖說法，在四成保留中暗做手腳，表示施工期間，該保留的四十棟中，只能保證十五棟建物的安全，但不保證有水有電，至於其他房舍，不能保證安全，將會清空隔離，等到施工數年後，再看看下場如何。

「好笑的技術犯規，自己說好保留四十棟，最後卻只剩十五棟，難道捷運施工經過民宅，也是這幅態度，說好保留，卻不保證你家房屋會垮會坍，甚至建議你家最好搬出去住！

「扯！這樣的說詞也能出口，真是超水準的政府。

「從九成砍到四成，再偷斤減量技術犯規的只剩下十五棟，讓人覺得和政府談判，根本沒有一個準兒，保留多少像市場喊價，不同單位有著不同價碼，讓人懷疑這個政府道底是不是一體，為何這邊說好的，那邊可以不算數，要問主管大腦的馬頭，就一溜煙的跑去躲，難道政權輪替換了顏色，就是換不了狡獪臉色。」

現在，周錫瑋縣長的推土機大隊就要開進樂生，樂生再度面臨「危機」，11月30日的冬夜，如果大家不畏寒，也有空，請一起回到樂生，守護樂生，捍衛它，表達立場，拒絕失格政府的「文化殺價」。

因為，「危機」在樂生運動裡，從來不是讓人喪志的形容詞，而是不斷激發創意與能量的動詞。至今，我依然堅信，即使在最悲觀的處境之下，人民仍有樂觀的權力。

回樂生吧，我們，在冬日。


如同小草所說︰

「是啊，這就是樂生。如同那肢體有欠缺的阿公阿嬤胼手胝足地將這森冷的療養院打造成自己的家園一般，兩年來，在許多年輕學生、老師、院民的合作下，我們有了音樂會、藝術節、講堂、文學營、社區學校、影展、團契、博物館、圖書館…」

因為樂生沒有句點…

即使在最不利的環境下，樂生已經藉由多元的行動，改寫了社會運動的意義，甚至重新定義何謂社會運動。五年多來，只見更多人願意走進樂生，傾聽樂生，幫助樂生，甚至常駐樂生，散發能量，卻不見有誰放棄樂生，離開樂生。

因為，不論先來後到，大家都已經是「樂生世代」了。

如同阿潑所說︰

「這個社會欠年輕人太多了。不論是自由廣場這群，還是樂生療養院那一群。這個社會無法尊重人權，無法支撐弱勢，全都讓年輕人去作了。不論你曾經有理想或沒有理想。如果你想為這些人抹上顏色，或是希望他是你的顏色，勸你放手吧。你知道，這已經不是你的時代了，這是他們的時代。」

毎次樂生「危機」再現時，我就會想起我的第一篇樂生文︰《守護樂生，守護文化資產保存的最後希望》文章開頭的第一段話，與結尾倒數第二段話，至今看來依然適用︰

「在台灣，如果有人想把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當成是個人畢生的志業的話，那個人不是瘋了，就是擁有強健的心臟、敏捷的雙腿、無盡的耐心與絕佳脾氣的人。」

「那些我認識、我不認識、以及我所敬重的為樂生奔走的朋友們，你們是我所知在台灣文化資產保存史上，擁有最強健的心臟、最敏捷的雙腿、無盡的耐心與絕佳的脾氣的一群人，我雖然人不在台灣，能夠做的事情有限，不過我和你們一樣絕不放棄守護樂生、守護文化資產保存的最後希望。」

這一年多來最大差別在於，那篇文章原本是題獻給「守護樂生的朋友們」，而如今我自己也成為守護樂生的一份子了。

因為，我們都堅持不讓樂生就這樣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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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燭光夜巡，守望樂生1130限期拆遷前夕樂生守夜送暖暨巡守員培訓活動


11/30(日)活動流程

14：00 巡守員集合，院區導覽與歷史介紹

15：00 阿公阿嬤講話

16：00 彩繪「樂生保留」風馬旗

17：00 提燈籠在院區遊行，送紅豆湯到各院舍

18：30 晚餐與巡守員排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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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龜去來嘻︰《[馬英九很笨]樂生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記今日樂生會議》

HOW’s SketchBook︰《週日，讓我們回去樂生守夜》

布蘭登︰《寫在樂生1130守夜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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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陰影

(圖片來源︰台灣主權觀測站)

這篇文章，紀錄著我對這幾天陳雲林來台所引起的事件的看法與感想，我的訊息全來自線上媒體，包括各大電子報、Twitter、Y!Live與Youtube等，因為人不在台灣，無法得知第一手訊息，如有錯誤，請指正。

民主國家搞政治，簡單的說，就是奪取政權，而奪取政權靠的就是正當性與合法性。正當性來自於社會群眾，合法性來於自國家體制。

抓住正當性與合法性這兩條主軸來看待這幾天所發生的事件，有助於釐清一些事情，並找出其背後的政治角力。我認為，國民黨在合法性上嚴重倒退，卻成功地讓民進黨失去正當性，而且到目前為止，民進黨顯然尚未搞清楚它是怎樣失去正當性的。

先來談合法性。

《集會遊行法》這種箝制言論自由的好工具，藍綠陣營都不肯輕易鬆手。例如說，過去提倡廢除《集會遊行法》最有力的民進黨，執政之後反而加碼。而淪為在野的國民黨，則在2004年327凱達格蘭大道遊行、以及紅衫軍倒扁反貪腐之後，飽嚐到《集會遊行法》的苦果，反過來要求修法。政治人物一但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這條鐵律，至今未曾改變。今天台灣都已經二次政黨輪替了，《集會遊行法》還是淪為執政黨打擊異己的最佳工具，馬英九這幾天的表現，就是例證。

根據《集會遊行法》的「許可制」，即便是五至十人的迷你型和平請願，在未妨礙交通與社會秩序的情況下，依然要向警察機關申請許可。不過這幾天的抗議，很多都是公民自發性的抗爭行動，人員流動量大，沒有固定的動員時間，也沒有特定的組織支持，機動性高，創意十足，卻完全違法，試問，他們有權力抗議嗎？當然有。

十一月六日起，一群學生與教授發起共同連署，以《抗議警察暴力！捍衛自由人權！》為名，在行政院前靜坐抗議 (現已轉往自由廣場)，事先沒有提出申請，事後也不打算申請，地點與過程完全違法，試問，他們有權力抗議嗎？當然有，而且，我完全支持他們抗爭的正當性。

之所以會激起這一波野草莓學運，主因在於十一月三號陳雲林之後，有「張銘清事件」的前車之鑑，警方採取超高規格的強制措施，先是淨空桃園機場、台北101、圓山飯店等周圍交通，接著擴大職權，逮捕抗議群眾。例如紀錄片工作者陳育青，被警方以管制區內無採訪證為由，強行逮捕。閃靈主唱及其友人因穿著「恁爸係台灣人」與「勿通匪類」等衣服，遭到警方包圍與驅離。警方也闖入圓山飯店客房，取下陽台上的抗議標語，警方甚至在「江陳會」當晚，闖入國賓飯店旁的「上揚唱片」，強行關閉音樂，沒收唱片，拉下鐵門...，種種行徑，已經超越「執法過當」，而是直接侵犯到憲法所保障的人民言論自由。(詳細的記事，請見這裡。)

自此，警察國家的戒嚴幽靈開始籠罩台北上空，各種侵權事件頻傳，一再暴露出馬政府在陳雲林來台期間，假借維安之名，行鎮壓之實，限縮台灣言論自由與民主空間，這是國民黨自解嚴以來，最嚴重的合法性倒退，彷彿戒嚴氣氛重臨台灣。

遺憾的是，國民黨至今不反思《集會遊行法》曾對人民權益所造成的傷害，卻藉此惡法濫用國家暴力，侵犯人權，讓台灣民主蒙羞，這是馬政府在人權保障上的嚴重失職，絕對應該道歉以示負責，並承諾不再以此惡法侵犯人權，督促朝野協商，加快修法腳步。

再來談正當性。

街頭路線，難免會有「暴力」發生。過去的黨外 (以及後來的民進黨) 就有「衝組」的存在，以衝撞國家體制，突顯國民黨一黨獨大的體制暴力。這樣的「以暴制暴」，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是為了爭取更大政治空與自由人權的必要之惡，也是民主化過程中的轉型陣痛。

過去的民進黨，在每次進行街頭衝撞國家體制之前，都會先以明確的目標、完整的論述，向台灣社會說明使用「暴力」的正當性，並在事後勇於負責，不會讓「暴力」擴大，一發不可收拾。這種的「破壞性的創造」，讓民進黨得以累積民間能量，最終在2000年贏得總統大選，開啟台灣民主新頁。

不過，即使擁有使用「暴力」的正當性，也必須注意到「暴力」通常都是兩面刃，決定「以暴制暴」的政黨或人民團體，必須體認到衝撞體制之後可能帶來的一切後果，包括被警方鎮壓、驅離、逮捕，甚至被法院判刑。

警察作為執法的單位，有必要持社會秩序，固守封鎖線。一但封鎖線劃定之後，線外任何抗爭行動都在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內，然而一但超越封鎖線，警察則有權強制驅離民眾，如果警察遭受攻擊，就是襲警，依法警察有權制止，並逮捕現行犯。

以上維安的作法，中外皆然。

例如今年四月，中國鎮壓西藏，激起全球支持西藏的群眾試圖阻擾北京奧運聖火的傳遞，一波波的抗議行動從倫敦、巴黎一路延燒到舊金山。一方面，各國警力必須維持聖火傳遞活動順利進行，並保護奧運使者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支持西藏的群眾也有權向中國代表團提出抗議。只要群眾不超越封鎖線，任何基進的標語都在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內，一但衝破封鎖線，試圖撲滅聖火，就得冒著吃警棍、噴催淚瓦斯、被逮捕的風險。

所以，我同意卡馬在Twitter上的留言：「我不是極端的和平主義者，在我看來，使用暴力的程度不是道德或者法律的問題，而是實力和責任的問題：組織上有無實力使用該程度的暴力、接受帶來的後果，並且負擔責任。如果有任何一項是否定的，當然就不該用。」

也就是說，任何政黨或人民團體都有權集會遊行，也有權思考是否使用暴力，只要界定清楚暴力的行使程度與目標，能夠取得社會輿論的支持 (或諒解)，並在事後承擔一切風險與後果，那麼，暴力的行使師出有名。否則，一但暴力行使過當，就會讓整場抗議行動失去應有的正當性。

在十一月四號以後的晶華之夜、圓山之夜與圍城等抗議行動中，民進黨事前無法有效控管暴力的發生，部分黨員帶頭先衝，事後卻又企圖將一切問題推給黑道與國民黨，這種態度，不但讓人失望，也失去其抗議的正當性。 (請見Torrent《抗爭者要寫自己的歷史》與Timo《暴力，衝組，被放生的人民。》)

比對各家民調 (蘋果日報與聯合報)，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民進黨必須為此事件負起較大的責任，可見，民進黨對暴力使用的程度與傷害控管能力，無法說服社會大眾，失去抗爭的正當性。

此外，民進黨在抗爭前的論述建構也捉襟見肘，只見部份民代將主權爭議，簡化為標籤式的語言 (「赤化」、「共匪」、「敵人」) ，時光倒退六十年，稀釋掉蔡英文主席在《向人民報告︰我們為什麼不歡迎陳雲林》一文中所展現的論述力量與進步性，最後在「漢賊不兩立」的對立情緒下，衝破了小英「和平理性」的唯一命令。

再者，如同郭正亮與施威全的質疑，在國民黨強調兩岸經濟至上的基調下，民進黨無法針對維護台灣主權與獲取中國經濟利益之間的困局，提出更具建設性的論述或解決方案，只困在老生常談的政治口號裡，這也是讓民進黨在此次抗爭中失去正當性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國民黨一方面吸納民進黨過去進步性論述 (本土化路線與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理念) 與政策 (扁政府時期規劃中的大三通)，一方面操作輿論，形塑民進黨為「暴力政黨」與「貪腐政權」，將「貪腐」、「暴亂」、「違法抗爭」、「民主倒退」的責任全部推給民進黨，侵蝕掉民進黨最後的正當性。

民進黨一但失去正當性，也就成功地將自己困在扮黑臉的次要政黨角色上，過去開疆擴土的努力，全部歸零，群眾基礎退回到基本盤，如此消長，讓人無限感慨。這股逆流，恐怕不是小英一人可以挽回。

如果民進黨想要脫離目前國民黨已經設定好的政治泥淖，就必須再度回到公民社會裡，打造新論述，說服群眾，重新找回已經逝去的正當性。

總之，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陳雲林來台期間的表現非常失望。國民黨鎮壓抗議民眾的做法完全不具合法性，民進黨現階段的街頭路線卻失去正當性，兩個政黨只知彼此惡鬥、加深對峙，卻不願多花力氣開啟對話，凝聚共識，實在有愧人民對二次政黨輪替的期望，也讓台灣民主蒙上一層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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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地震救災，建築人能做些什麼…

(圖片來源︰四川震災照片集)


地震，對建築人來說，可真是一項大課題。建築學上的「地震研究」，可以從結構、設計、材料、法規…等角度切入，找到最佳的防震方法，只可惜我並不專精工程學，只修過一些防震技術的課，不過，即便是擁有最新工程技術的建築師，在面對大自然所爆發出來的浩瀚力量之前，也會萌生強烈地無力感，感嘆人類世界的渺小。

台灣的地震研究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台灣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地震觀測點，可以利用電腦跑出最完整的地震資料庫，這是其他國家所不能及的。台灣也有地震實驗室，建築學上的研究也一直在更新，可是一但進入到最實際的房屋市場，就會遇到太多的不可預測性。

當然，其中最不可預測的，還是地震本身。

地震的震波有縱向與橫向，一般來說，縱向波能量消失的速度最快，傳到地表時往往很微小，不易查覺，反倒是橫向波比較持久，最容易察覺。建築學上針對這兩種波型都有對策，不過如果是這兩種波型一起來，而且都很強，那就很困難對付了。921地震的災情之所以這麼慘重，就是因為縱向波先來，然後突然轉成橫向波，撐不住的建築當然就倒地了。(試想一下你在上下拍球，然後突然把球拍給抽掉，會發生什麼事？)

地質學也是個問題。不同的地質，遇到地震，依照土壤的堅硬程度，會有不同的共振系數，這個係數如果與建築物本身的系數相吻合的話，那麼建築物就會跟著地震一起跳舞，那可真是一場大災難。而台灣的地質在如此多樣與復雜的情況下，很難訂出一套一體適用的法則，而且，一般房屋市場所依據的法則，是資本主義的商業法則，而不是地震法則，所以政府往往很難在此設限。

建築結構上也有很多方法可以防震，例如阻尼器，可以拉長建築物的振動週期，吸收能量，以降低地震對建築結構的破壞。台北101大樓就佈滿了大大小小的阻尼器，除了防風震，也可以防地震，其中最大的一顆在頂樓，開放給民眾參觀。

問題是，讓我舉個最極端的例子，蓋一棟在結構上能夠抵擋九級超級大地震的房子並非不可能，只是工程造價也會高得嚇人，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並不划算。而且，九級大的地震自有紀錄以來，也只發生過五次，人類有必要為如此低的發生機率，付出高昂的工程費嗎？即使蓋成了，一般民眾負擔得起嗎？

這就是一個最根本的難題，因為地震發生的時間與規模無法預測，所以建築物有必要為了極小的機率，採取最高標準做設計嗎？如果造價太高，大家都住不起，蓋這種固若金湯的建築又有何意義？

再來談設計防震，的確有些基本的設計原則，可以有效降低地震的危害，例如在建築造型上，力求簡單、對稱，避免細長、懸吊、不規則…等形狀。新莊「博士的家」在921地震中倒塌，原因之一是其地面層採高挑設計，造成頭重腳輕的效果，使得地震來臨時不堪一擊，應聲倒地。

然而，基於種種因素，這些防震設計原則往往會被忽略，例如基地限制、建築師的美學考量、業主的市場須求…等，都有可能修改設計，讓建築造型不符合防震原則。

不過，最致命的一點是，台灣人喜歡自己修改房子，往往在沒有專家的協助下，私自屋頂加蓋，增加建築體的載重，或拆掉不該拆的剪力牆，或主樑柱，造成結構上無法彌補的傷害。例如台北市的東星大樓，一樓的銀行私自拆除柱子，以擴大空間感，所以在921地震期間，台北地區震度只有四級的情況下，東星大樓卻轟然倒塌。

上述的總總難題，都是台灣在實踐建築防震原理時所遭遇到的困難，即使防震的方法千百種，建築業界能夠採行的卻很有限，再加上營造廠獨特的經營生態(圍標、綁標、官商勾結…)，偷工減料的情況也時有所聞，至今仍無法完全避免，這使得台灣的建築物依然潛藏著不確定性的地震危機，只要大地震再來，誰也無法預測還會有多少棟建築物倒塌、多少人受害，而這些，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人禍，而不是天災。

所以，我在這篇文章裡想談的是建築救災，而不是建築防災。

地震發生後，最困難的工作就是救災。救災需要指揮中心，需要囤放物資，需要搭建臨時醫院，需要災民收容所。而且，救災的過程中很有可能餘震再來，增加建築物坍塌的危險，所以救災需要一塊安全無虞的平台，好讓工作人員能夠專心搶救災戶。

有那種建築類型能夠符合上述的各種需求呢？ 答案是學校。

日本的救災經驗已經顯示，學校往往是最佳的救災中心。由於學校的設立基於人口密度而劃分，人口越稠密的地方學校越多，而且學校的校地都選在社區的中心，所以可以就近接觸災民，給予最及時的幫助。此外，學校有操場可以撘建臨時醫院，有禮堂可以充當收容所，有足夠的教室囤積物資，還有辦公室可以充當指揮中心。也因此，日本政府對學校建築的要求特別嚴格，它必須在多數民宅倒塌的情況下，還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固，以利救災工作的進行。

此外，學校建築屬於公部門的建設，政府理應有能力、也有必要控管其建築的品質，不讓它隨著地震的威力而毀壞，不像私部門的建築，往往只能依靠建商的自律了。

然而，台灣的經驗卻完全相反，原本應該在地震裡屹立不搖的學校建築，卻最先倒下。在921地震發生之後，災區學校倒塌的情況比民宅還嚴重，幸好地震是發生在晚上，要是發生在白天上課時間，其後果不堪設想。

這一點正突顯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台灣長期以來忽略學校建築品質，在招標不透明的制度下，讓少數決策者有利可圖，上下其手，官商勾結、收取回扣、圍標、綁標…，其後果是學校建築時常出現偷工減料、設計不當的情況，弊端甚至比私部門還嚴重。

平時，這些品質低劣的學校，已經讓學生暴露在危險的求學環境中，一但地震發生後，學校甚至比一般民宅更快坍塌，不只是學生人身安全被無情地犧牲，對救災工作來說也是一大阻礙。

這就是為什麼在921之後，學校建築成為災後重建的重點，因為政府制度的失靈，反而促成民間團體的積極介入。921重建校園的工程，不但與教改團體合作，也與社區合作，共同打造出全新的校園景觀，這不只是台灣的驕傲，也是世界少見建築、社區與教育界攜手合作的實驗性創舉。

我相信，在經過921的洗禮之後，台灣人對於學校建築的想像已經煥然一新，校園建築的品質與功能也受到更多的重視，尤其是在創意教學上，更是每座新學校的自我期許與標竿。

在未來，學校只會在救災的工作上扮演更積極的腳色。雖然在台灣，還是有太多老舊的學校等待淘汰，惡質的營造廠與不肖的決策者依然虎視眈眈，等待分食大餅。因此，建築人所能做的，就是謹守這塊震災工作的最後淨土，不讓它被利益給侵蝕，隨地震而樓垮。

四月十二日，中國四川地區發生7.8級的強烈地震，無數間學校隨之而倒，埋在瓦礫堆下的學子們，再也無法快樂地走出校門，不少家長們悲憤地控訴這些學校建築為「豆腐渣」樓宇。正是這些「豆腐渣」，讓「全鎮孩子死掉，沒人繼後香燈了！」

這不只是天災，還是人禍。

雖然，黃金72小時的救援時間有其期限，但災後重建的工作卻很漫長。面對大自然的無情、滿目瘡痍的街景、與失去親人的絕望，經歷過921地震的台灣人都知道，未來還有無盡的長路，等著災民們一步一步相互扶持、攜手走過。

如果台灣人(尤其是建築人)願意陪著四川災民一同走過這段最痛苦的路程，那麼我贊成How的想法，講到地震，台灣可以貢獻更多，南投921災後的校園重建，不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何不帶著這些經驗，到四川當地播下教育的種子，讓它在異鄉的土地上發芽、茁壯。

當然，目前在台灣談救災似乎還有些過度樂觀，畢竟中國當局目前尚不接受來自台灣的幫助，但這並不影響台灣人的「人道」關懷。「人道」這兩個字寫起來簡單，意義卻很沉重。有時候人類彼此之間的仇恨(1、2)，比地震在土地上所劃下的裂痕還要深。大自然的傷口或許有一天會撫平，但在人心裡的那道分割線要到何時才能跨越？

這場地震，或許是個機會，考驗著台灣人的「人道」，究竟能有多深、能有多厚、能有多寬？



立報新聞︰〈黑心建商省成本，震垮無辜校園〉

自由時報: 〈台灣重建經驗，前進四川〉

独角兽资讯:〈国家救援队怒批豆腐渣工程：根本不是钢筋！〉

安靜地流動著:〈重建就是這代人對未來的想像——汶川震後十日訪謝英俊〉

魏英杰:〈教育理念同样不容许“豆腐渣”〉

冉云飞:〈冤死的孩子们何以瞑目？〉

老虎庙:〈地震震出了四川的腐败，那其它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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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及其不滿(2)︰國族噪音

在整場遊行裡，最讓我感慨之處，莫過於蘇格蘭旗與五星旗並置的畫面。

2007年是蘇格蘭與英格蘭簽訂聯合法案(Act of Union)第三百週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因該法案而合併為大英國協(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 Ireland)的一部分。然而，面對三百週年的到來，蘇格蘭人的心情是五味雜陳的。從2006年起，「蘇格蘭獨立」的議題就不斷地被提起，九月一日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民眾湧向王子街，高舉蘇格蘭旗，渴望蘇格蘭獨立。十一月底，星期電訊報公佈一項民調，支持蘇格蘭獨立的英格蘭人(58%)甚至比蘇格蘭人(52%)還多。

隔年，布萊爾結束長達十年的執政，換上蘇格蘭人高登布朗上台，英國女王曾為此表示對憂心，不希望看見未來蘇格蘭走向獨立。五月中，支持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NP)贏得蘇格蘭國會大選，隋後發表蘇格蘭獨立問題白皮書，並與在野黨辯論，不過最終未能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

就在蘇格蘭獨立議題獲得英國人前所未有的關注之時，我不經要懷疑，這些中國留學生們到底明不明白此時此刻高舉蘇格蘭旗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就在同樣一條街(王子街)，同樣一把旗子，當年蘇格蘭人支持獨立的吶喊聲響依舊餘音繞樑，今日中國人的五星旗又要在什麼樣的基礎上，與蘇格蘭旗一起在街上飄盪？

一支旗子象徵獨立，一支旗子象徵統一，兩支旗子放在一起，這不正是一種政治立場上的錯亂？我不得不去追問，在今日五星旗光芒的照耀之下，中國人能夠接受西藏(圖博)人高舉雪山獅子旗嗎？如果不能，那麼中國人高舉蘇格蘭旗的意義又在哪裡？

很可惜地，蘇格蘭旗的政治意義已被掏空，只剩下空泛的口號「We Love Tibet，We Love China，We Love Scotland」，彷彿只要高喊「愛與和平」，這個世界就不會有戰爭，就不會有衝突，就不會有刺耳的國族噪音。



(讓我們一起支持北京奧運)


(為奧運感到驕傲)


(中國向前行，奧運向前行；我們愛中國，我們愛西藏，我們愛和平)


(北京奧運歡迎全世界)


在「愛與和平」的旗幟下，其它的國族噪音是不被允許的，例如下面的標語，就深刻地表達出中國留學生對「西方媒體」與「藏獨份子」藉由西藏(圖博)議題阻擾奧運聖火活動的強烈不滿，因為「他們」都是「我們」團結的破壞者，噪音的製造者。



(奧運是友誼的橋樑，不是政治的競技場)


(政治不是阻擾奧運的藉口)


(從政治中解放奧運)


這些標語刻意不提中共大張旗鼓舉辦全球聖火秀，其實也是一種高度的政治操作，藉以宣示中國也是世界強權，有實力參與全球的政治腳力。如果北京當局可以把奧運聖火政治化，那麼為什麼其他團體就不行？

下面這幾個標語就直接秀出最具政治性的議題︰



(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一個中國；56個民族，一個中國)


(我們愛好和平，不要暴民)


如果「政治歸政治，運動歸運動」算是此次遊行的主要訴求，那麼在同一個場子裡，又為什麼會把「支持北京奧運」和「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中國」等政治性的標語錯置在一起？這不是一種矛盾嗎？

除了政治，這此遊行也把焦點放在西方媒體身上。有些中國留學生把奧運聖火在倫敦與巴黎遭到搶奪的照片放大，高高舉起，指控西方媒體不去報導手持奧運聖火者的「人權」受到藏獨人士侵害的實例。



(人權屬於所有人)


(BBC不願意秀給你看的照片︰藏獨份子攻擊手持聖火的肢障人士) (註二)


(不要暴力，不要扭曲)


在這裡，「暴力」指的是藏獨人士殺害西藏境內的中國人民，並有計劃地破壞奧運聖火的傳遞，「扭曲」指的是西方媒體醜化中共侵犯「人權」，美化藏獨人士的所作所為。而「照片」則被當作是有力的「證據」，藉以證明西方媒體企圖掩蓋「真相」。

請注意上述括號內所使用的字眼︰「暴力」、「扭曲」、「人權」、「照片」、「證據」、「真相」。這些字眼在過去都是西方媒體時常用來批判中共當局的利器，如今全被中國學生挪為己用。

例如說，西方媒體時常指控中共「暴力」對待西藏(圖博)人，漠視「人權」議題，中國學生則反過來指控西方媒體企圖掩蓋藏獨人士的「暴力」，漠視手持聖火者的「人權」；西方媒體也常以「照片」作為「證據」，揭穿被中共當局所「扭曲」的「真相」，中國學生也秀出「照片」，揭露不被西方媒體所報導的「真相」。

自此，這些字眼的意義全被翻轉，反過來成為中國控訴西方的利器。這不是希臘時代的詭辯學派，而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留學生。

當我訪問到一位在愛丁堡大學讀博士班的學生F時，他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忠實地反應出上述的思維模式。他支持北京奧運，認為藏獨人士都是暴民，因為他們違反「人權」殘殺中國人。他不滿西方媒體報導不公，因為西方媒體全都提不出充分的證據證明中共當局處理西藏(圖博)問題不當，他以CNN竄改照片為例，說明西方媒體企圖扭曲真相。此外，他認為也有很多喇嘛對藏獨人士非常不滿，並支持中共當局的作法。

當我問到中共封鎖西藏(圖博)地區不允許西方媒體進入採訪，他認為現在西藏(圖博)已經開放了，西方媒體還是找不到充分的證據證明他們所指控的事情，反倒是中共官方提供了很多照片，證明藏獨人士就是暴民。

不過，蘇格蘭人可就不這麼認為。我訪問到一位Tibet Society(註一)的成員Bonnie Schaab，她默默地在遊行隊伍外圍發傳單。她支持西藏(圖博)獨立，她認為英國人全都傾向支持西藏(圖博)獨立，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人權，今天奧運聖火傳遞會演變成政治性議題，就是中共當局枉顧人權所致。

她提到她曾經看過印度流亡喇嘛的照片，他們都曾受到中共當局的迫害，以致於肢體殘缺。她認為中共應該開啟與西藏(圖博)流亡政府的對話，尤其是達賴喇嘛。

當我問到她對今天的遊行有何看法，她說她非常歡迎中國人能用民主的方式表達意見，這表示他們願意成為民主社群的一環，只是，他們為何不把自由、民主的訊息帶回中國去呢？如果他們願意這樣做，那麼這次的遊行將會更具意義。

我非常喜歡她的結論。

或許這次遊行真的會成為歷史的起始點，民主自由的種子將會被帶回中國，在中國的土地上生長、茁壯。或許我過於樂觀，不過國族的噪音並不會因為中共的鎮壓就被消滅，她會蟄伏在每個團結的口號裡，等待適當時機，譜出自己的旋律。



註一︰蘇格蘭的Tibet Society只是一個二十人左右的小團體，全都是義工，今天只有Bonnie和另外一位女孩到場，她們自己印了一些簡單的傳單就帶到現場發放。

註二︰已有網友踢爆，這張照片疑似中共官方自導自演。(請點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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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奧運及其不滿(1)︰當「我們」團結在一起？

(遊行前高唱中國國歌)


四月份的英國並不平靜，除了月初下了幾場大雪，倫敦Heathrow新航廈依然一團混亂之外，就屬四月六日在唐寧街前奧林匹亞火炬抗議行動最受注目。英國的媒體空前大團結，不論左右，火力全開大肆抨擊中共武力鎮壓西藏(圖博)，並批評英國官方配合中國聖火秀的舉動太過軟弱。而英國各個支持西藏(圖博)的公民團體也不甘示弱，動員起來高舉抗議標語，杯葛倫敦聖火秀的進行，並嘗試撲滅聖火。(請見這裡)

自此，中國的聖火秀受到空前的壓力與阻礙，在巴黎，聖火被撲滅三次，在舊金山，聖火上演失蹤記，沿街只見高舉紅旗、數量龐大的中國人，企圖稀釋支持西藏(圖博)群眾的聲音，高喊「政治歸政治，運動歸運動」。(請見這裡)

面對「藏獨份子猖狂的叫囂」與「西方媒體」不公平地報導與阻撓，蘇格蘭地區的中國留學生決定要站出來，齊聚愛丁堡，舉辦一場Proud of Olympic! Proud of China! Free Olympic from Politics大遊行，以支持奧運能夠順利地在「歷經磨難的祖國」舉行，不再受到「藏獨」與「西方媒體」的威脅與破壞，並讓英國人聽到「廣大中華兒女的吶喊」。

當然，面對這一切，身為一位台灣人，無法不質疑這場大遊行的正當性，Judie35問得好，中國人到底要抗議甚麼？如果要抗議「藏獨」？那應該要去藏獨組織的門前踢館，如果要抗議「西方媒體」？那也該挑BBC總部，而不是在服裝精品店林立的王子街(Princes Street)上高舉抗議標語吧。

就像瓦礫所說，「遊行發聲」是一種古老的運動形式，除了象徵「我們」很團結以外，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們」，不同於「西方人」，不同於「藏獨份子」，也不同於意識形態與「我們」相左的「他們」，這場遊行的目的，就是要向那些不願意跟「我們」團結在一起的「他們」提出異議。

對我來說，基於兩個理由，這場「遊行」也是對民主的嘲諷，因為它是在西方社會保障言論自由的基礎上，向西方社會抗議，也因為它是在民主法治的空間裡，般演納粹式的愛國劇。

英國政治評論家Simon Jenkins就尖銳地指出，從希臘神殿開始承接奧運聖火，是希特勒在1936年發明出來的，藉以象徵日耳曼民族與南歐亞利安種族的團結。此外，希特勒在二次大戰前，也最愛利用「遊行」這種動員的形式，激起全民的愛國心，以展現日耳曼民族的大團結。

「遊行」如果作為團結的宣稱，本質上不太具有民主的意義，甚至會被視作是極右派的殘餘，不過今天，我卻願意用旁觀者的心情來看待這場活動，只把它當作是中國留學生嘗試學習西方民主意見表達方式的一個起始點，即使口號很生澀，抗議的對象是全稱式的「藏獨」與「西方媒體」，遊行的目的地完全失焦，與抗議的對象沒有交集。





遊行的起點在北橋(North Bridge)下方的East Market Street(綠色箭頭處)，行經Waverley火車站前之後，轉到Princes Street(王子街)，然後在St John’s教堂前，沿著Lothian Road與King’s Stables Road走向West Princes Street Gardens的大草坪(紅色箭頭處)，然後解散。全程大約兩公里。





據我的粗估，遊行隊伍大約有2000人，多數是從蘇格蘭其他地方(Glasgow、Dundee、Aberdeen)坐火車前來，因為Waverley火車站在East Market Street上有個側門，所以對外地趕來的學生來說非常地方便。我並沒有看見大型遊覽車載著學生前來，只看過一台小巴，所以這些學生與舊金山的情況不太一樣，並非由中共當局透過官方系統動員而來的。

集合的時間還沒到，East Market Street就已經聚集不少學生，還有許多海外僑民攜家帶眷參加遊行，一直到十一點出發時間到了，還是有不少學生舉個各式各樣的標語，陸陸續續地從火車站趕來。





十一點三十分，伴隨著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節奏，遊行隊伍終於出發了。有很多學生除了高舉大紅國旗以外，也會刻意穿著紅色的服裝，或裝點紅色的小配飾，把整條街全都染成紅色。





出發沒多久，就遇到一場小型的衝突，有幾位蘇格蘭人高喊Free Tibet，中國學生馬上回嗆回去，兩邊的人互相叫陣，互不相讓，不過中國人人多勢眾，異議的聲音立刻被壓制下去。





遊行隊伍一路來到王子街，並高喊「One World、One Dream、One China」、「Welcome to China」…等口號，只不過吹蘇格蘭風笛的老伯伯似乎不太高興，不但要遊行隊伍趕快離開，也拒絕我的拍攝。



(遊行隊伍行經國家藝廊前)


大部分的當地人都不太注意這場遊行，反倒是觀光客拼命地拿起相機拍，彷彿看見了什麼奇特的風景。





跟著隊伍一起遊行的不只有中國留學生，也有蘇格蘭當地Tibet Society組織，在我鏡頭前方身穿淺藍色衣服的女孩，就是Tibet Society的成員，她手持自己印製的傳單，到處散發給過往的行人，與規模龐大的遊行隊伍形成強烈的對比。





中國留學生也備妥了傳單，到處散發，不讓Tibet Society專美於前。有兩位在公車亭等車的女孩，正在閱讀中國學生所散發的傳單。





在王子街上有兩場小型的衝突，首先是在我鏡頭前方滿頭卷髮的年輕人，向遊行隊伍高喊Free Tibet，立刻招來中國留學生的集體反制，迫使他快步離開。





還有兩位迎面向我走來的男子，也因質疑中共漠視西藏人權問題，被中國學生反嗆回去，只好黯然離開。





接著遊行隊伍來到St John’s教堂前(照片右前方那棟教堂)。





教堂的工作人員顯然有備而來，準備了兩份文宣等著大家。有些學生收下了文宣，有更多的學生以高舉標語或高呼口號作為回應。





在這兩份文宣中，有一份是厚達8頁的文章，標題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Olympics Countdown-Crackdown on Tibetan Protesters》(中華人民共和國︰奧運倒數時刻鎮壓西藏 / 圖博示威者)。文中詳細敘述了自3月10日以來，在西藏(圖博)地區所爆發的族群衝突與軍事鎮壓行動，該文呼籲中共當局必須妥善處裡西藏(圖博)境內的人權問題，停止暴力，釋放嫌犯，並允許聯合國進入西藏(圖博)調查事件始末。

另一份文宣則是一張短籤，肯定此次遊行的目的，不過，如果參與遊行的學生願意藉由此次機會，到教堂內與其他朋友開啟對話，則會讓兩造雙方均能受益。文末特別強調在教堂內的對話內容決對不會公開，好讓與會者能夠暢所欲言。

說真的，St John’s教堂的文宣寫得誠懇極了，不過最後能夠達到多少實效，還是未知數。





在歷經一個小時的路程之後，遊行隊伍終於來到終點站︰位於愛丁堡城堡下方的West Princes Street Gardens。在場中國留學生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因為他們都是首次參加示威遊行活動，這在「祖國」是不被允許的。很多人拿起相機拍照留念，很多人相約逛一逛愛丁堡城堡之後再回去，也有人在討論下星期六倫敦BBC總部前規模更大的示威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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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老政治。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

(本文裡所使用的「新」「舊」兩字，並不涉及二元對立邏輯裡的對應關係，也就是「新」象徵良好的、進步的，「舊」象徵敗壞的、落後的。「新」「舊」兩字在此僅代表政治語言之詮釋與再詮釋上的先後次序與更替關係。)

每一次選戰，宛如一場政治板塊上的大風吹，誰能先佔穩主流、多數的位置，誰就能贏。

馬英九能夠贏得2008年總統大選的勝利，不只是國民黨的勝利，也是新政治語言的勝利，它象徵著民進黨這八年來，在政治語言的使用上快速老化、或被迫老化，以致於提不出鮮明的新詞彙來動員當前的選民，最後趕不上Gaidhling所謂「文明的速度」而失去政權。

當民進黨還沉醉在「愛台灣」排他性的本土論述時，馬英九提出藍營版的「原鄉論」；當民進黨還以為農業縣市是永不翻盤的票倉時，馬英九下鄉Long Stay；當民進黨守護著老黨外時代的二二八價值時，馬英九提出藍營版的二二八再詮釋；當民進黨還在擁抱親日右派的日治史觀時，馬英九提出藍營版的抗日史觀；當民進黨將恐共情結與西藏問題連繫在一起時，馬英九猛批溫家寶「蠻橫無理、自大愚蠢、自以為是」，立場比民進黨更激進；當民進黨徹底拋棄「台灣前途決議文」(這份我認為到目前為止解決台灣問題最漂亮的宣言)時，馬英九把它撿拾起來，從他口裡說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前途由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

這的確是一場嚴酷的語言政爭。國民黨新的政治語言不斷逼進綠營的傳統板塊，並刻意重拾原本由綠營所獨佔的政治論述，再加以重組、改裝、並生產出一套新的藍營版本，與綠營互搶「本土化」招牌。

藍營的這些舉動讓綠營頓時陷入論述上的錯亂，驅使深綠老政治紛紛出籠擁護地盤，與藍營做論述飆車。深綠老政治雖然快速地填補民進黨論述上的空窗，穩住陣腳，卻意外翻動了原本相對穩定的藍、綠光譜，導致板塊大挪移的後果。

民進黨從原本中間、淺綠的位置，漸漸挪移到深綠，而國民黨則卡位成功，佔穩中間、淺藍、甚至是淺綠的位置，最終在這次總統大選裡重新奪回政權。

那個曾經不斷翻新政治語言 (「單一國會」、「總統直選」、「新中間路線」…)、屢創政壇新頁的民進黨已經不在，今日的民進黨是被深綠老政治給緊緊擁抱，推也推不走、拔也拔不開的民進黨。

回顧2000年以來的總統大選，真是一場比賽看誰拋棄老政治的速度比較快的選戰。

2000年，國民黨陷入宮廷內鬥，面對高舉「新中間路線」搶攻地盤的陳水扁，顯得老態龍鍾。2004年，雖然陳水扁的執政能力已經備受質疑，但相較於國民黨繼續推出了無新意的老人組合，選民依舊用選票拒絕深藍老政治重回政壇。

反倒是陳水扁在2005年面對來勢洶洶的倒扁紅衫軍，為了鞏固政權，放空民進黨原有的進步論述，放手讓深綠老政治湧入，導致民進黨黨內論述錯亂、路線錯亂、帽子齊飛、標籤亂貼，其中又以「十一寇」、「中國琴」、「西進昌」、「排藍民調」等事件為最。

而國民黨卻記取連輸兩次總統大選的教訓，調整步伐，逐步淘汰深藍老政治，迫使它退出藍營的主流價值，居於邊緣位置，好謄出足夠的空間，讓馬英九得以建構新的政治語言，以搶攻扁化的民進黨所拱手讓出的政治板塊。

自此，綠營的群眾基礎因陳水扁的轉向而重新洗牌，導致民進黨深陷在深綠老政治的泥淖裡，退守至30-40%的基本盤，使得三場一對一的選舉(地方首長、立委、總統)全盤皆輸，再怎麼「逆轉」也逆轉不回來。

謝長廷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謝陣營連忙搬出「和解共生」、「幸福經濟」、「逆轉勝」等主張，企圖甩開深綠老政治的包袱，只可惜這些主張空有美麗的架構，欠缺扎實的內容，尤其是「和解共生」一詞，被謝長廷自己刻薄的言論給折損殆盡，選到最後，甚至連種族主義式的歧視文宣都能搬上檯面，可見謝陣營的論述錯亂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當「族群牌」、「恐共牌」、「悲情牌」、「統獨牌」相繼失效的時候，就是民進黨反思自身老政治的時候了。現在的局勢已經很清楚，民進黨如果再繼續固守深綠基本盤，那麼除非寄望馬英九的政績奇爛無比，否則以後每一場一對一的選舉，民進黨永遠也別想贏。

如果2012年奪回政權還是民進黨的下一個目標的話，那麼請趕快向這些老政治說再見吧。



深情推薦︰

HOW的〈家書---(1)你即將看到的新時代〉

阿潑的〈恭喜台灣民主又一次勝利〉(文章底下有多篇連結)

瓦礫的〈總統選後筆記︰雙面性〉

玩。物。喪。志。集︰〈民進黨對不起台灣人〉

爵士狗汪汪叫︰〈會不會有一天，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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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1210 樂生景美人權園區行動

今天，「世界人權日」，一個銘刻著台灣從戒嚴時代走過無數血淚歷史的「台灣人權景美園區」也在今日開幕。政府聲稱此園區的確立將是陳總統任內「人權立國」政策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是「堅定象徵台灣珍惜人權、鞏固民主、捍衛人權」的證據。樂生保留自救會與青年樂生聯盟嚴肅地向受難者與人權鬥士致意，但也同時感到痛心不已！在政府高喊「人權立國」的同時，樂生療養院的古蹟建物、?病友們的居住人權、病友們為台灣公共衛生史犧牲的血淚史，在政府「標準不一」的對待下，猶如風中殘燭，即將消逝隱沒。
政府應停止迫害樂生人權

因政府早年錯誤的強制隔離政策，樂生療養院的院民們，被強迫帶離家園，監禁至有如「監獄」一般的療養院中隔離長達數十年之久。其中，院民人權被侵害的事實，早已多不可數。過去，因為政府錯誤的隔離政策，他們背負著一生的汙名與鄙視的眼光；如今，政府更「將錯就錯」，為了政府錯誤的公共建設選址不當，強制要求院民搬離居住了一輩子、在他們自己互助、扶持下建立的家園；更將一切捷運建設的延宕責任歸屬於這群老人。

我們試問陳總統，政府所高喊的重視人權的「人權立國」政策，難道不包含重視這群弱勢、邊緣的樂生老人嗎？

我們今日的行動，除了向過去曾經遭受人權侵害與政治迫害的人權鬥士致意外，更要求陳總統「人權立國」要說到做到，政府應立即停止迫害樂生人權。因此，我們要向陳總統提出下列訴求：

一、立即展開樂生院的古蹟審查作業，指定樂生療養院全區為國定古蹟；儘速規劃樂生院為下一個見證台灣人權歷史的「台灣人權樂生園區」。

二、確保院民原地續住與安老之權利，不得強制搬遷樂生院民

三、立即立法保障漢生人權，恢復病友名譽，洗刷冤屈。


以上資料來自PeoPo公民新聞，並感謝阿烈和torrent的報導與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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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延亮教授發言稿

(丘延亮教授為一九六八年白色恐怖下入景美軍監的政治犯，由於政治犯的身分，一直無法回台任教。兩年前，終於獲准從香港返台任教，返台後，他繼續參與各樣的社會運動，樂生的各樣陳情抗爭與活動，都必然看到他的身影。)

三十九年前，我來到景美看守所，當時還未完全修竣，我屬於第一批新客人。我選擇來這裡，是和人民在一起抗暴必付的代價，從來未曾反悔，更不覺得委屈，這是人之所以為人不得不做的，沒有什麼好怨天尤人的。

一九六八年進來時，這個逮捕不但是全球反動政權鎮壓學生運動、反越戰運動的一部份，更是親美政權對戰後台灣本土新生左派殺雞儆猴的企圖。在我們之前，拋頭顱灑熱血何只千萬？我們損失一些青春，算得了什麼！然而，不管是什麼犧牲和損失，難道是要為今日貪腐政權舖上血紅的地毯嗎？當然不是！犧牲和損失，是希望有一個公平正義把人當人的社會！不公不義、目中無人（人民）、作賤百姓，就是所有權力禿鷹的本色。選擇和人民站在一起，只有和貪官腐吏和反人民政權對抗。

出獄流放一直到兩年前才回到台灣，感激樂生的父老和樂生聯盟的青少年，讓我重新見到一個為希望和公義抗爭的台灣，也看到了少年以來一直追尋的希望。今天，在無時無刻不進一步法西斯化的政權宰制下，對外是反恐的幫兇、奴工制的同謀；對內，民不聊生、價值扭曲、斯文掃地……。一個真正有良知的人，是絕不能依附在政權的卵翼之下，而是要站在人民的一邊。我這個老政治犯也就不能不毛遂自薦，希望新興的運動抗爭能不嫌棄地將我進行資源回收，讓我再次在自己的土地上站穩與不公義的政權對抗的立場。

刻意漠視樂生院裡這些弱勢的阿公、阿嬤一直以來被剝奪的人權，忽視他們這麼多年來為生存而不斷發出的吶喊、心聲，而繼續地踐踏、毀壞樂生院所代表的底層人民的歷史，這樣的政權怎麼還能大言不慚地在此侈言人權、賣弄歷史、空談民主？

我今日要說，在樂生人權、溪洲原住民居住權…等社會抗爭的道路上，如果要再次坐政治牢，我也早有準備。不管是再回到這裡，或去到新政權蓋的新監獄，那樣也就是回到我那些死去同志和先行者的身邊。因為我知道，他們每一個，如果今天還在，也必定會跟我們站在一起，一同抗爭、一同勝利！


楊祖珺教授發言稿

(楊祖珺教授為民進黨第一屆33位中央委員之一。從1978年即已正式登記為黨外助選員，選擇加入黨外陣營。然而，直至今日，在各樣的社會運動中，仍然可以見到她賣力的身影。)

景美軍監所代表的意義，不僅包含了台灣島內四十幾年軍政統治下熱血青年的犧牲，還包含了世界冷戰體制下全球有理想人民的血淚與犧牲。景美軍監所象徵的冷戰體制，更使得台灣人民在二次大戰後被剝奪了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

今天除了跟隨「青年樂生聯盟」到這裡暴露民進黨政府罔顧人權、文化資產保護等的非現代民主國家的落後行徑，更要對接下來來到景美軍監作秀的民進黨政府控訴── 「美麗島」案件的律師們及民進黨的當權者，你們是台灣六十幾年來的政治受益人、而非政治受難者。你們獲得政治權力的來源，是踏著冷戰體制下無數理想青年的頭顱、以及台灣人民在人權上徹底的犧牲而換來的。到了今天，民進黨政府還要踏在台灣殖民時代「樂生療養院」風燭殘年的阿公阿嬤、以及「樂生療養院」院址所在的文化資產上，遂行罔顧人民權利的惡政。

民進黨政府在今天，還拖著一些政治受難家屬，來到景美軍監作秀。你們如果要作秀，就讓一直支持「青年樂生聯盟」的中研院丘延亮教授在這裡現身說法。讓他來告訴民進黨政府及社會大眾：當初在景美軍監中，堅持革命的熱血青年是如何在被拖出去槍斃前的義無反顧，他們究竟希望台灣變成什麼模樣？從1968到 1971年因為堅持革命在景美軍監坐牢的他，為什麼至今還堅持站在第一線支持「青年樂生聯盟」，他所作的抉擇又是什麼？


以上資料來自青年樂生聯盟︰《1210請陳總統謹記歷史教訓,停止迫害樂生人權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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