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膽怯的政治擔當！

(圖片來源︰POLANYI的飲饌紀行《樂生遊行之後》)


四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刊載一篇，吳泉源教授的文章，提到了「專業權威的迷思」，吳教授認為，此迷思的出現，起因於政治人物的膽怯與不負責任，不敢提出執政的願景與價值，或進行應有的社會協商，只會簡化問題，把燙手山芋丟給環評。

此外，吳教授也批評，工程師不應只活在當下，忽略了社會的過去與未來長遠的福祉，淪為短暫的政治經濟利益的附庸，把工程師應有的社會地位與專業尊嚴全都給陪葬了。

我將全文轉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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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泉源

中國時報 2007.04.25　

民進黨總統初選進入短兵相接，意外地讓停建蘇花高、樂生療養院如何保留等糾纏著工程技術、文化資產、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民主參與的重大爭議，成為舉國矚目的焦點，重現生機。這是民主政治的作用和價值，值得我們珍惜。但爭議背後更為深沈的難題，才開始考驗這個脆弱的新興民主。

民進黨執政以後，讓許多長年力挺、追求進步改革的環保和社運團體最為痛心的莫過於，一個背負著台灣人民深切期待而崛起的政黨，不但沒有選擇站在廣大人民這邊，善用來自社會各處追求改革的力量，打破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無數箝制社會進步的制度性枷鎖。相反地，他卻選擇跟既有的權勢妥協靠攏，讓那些制度沈痾與政治惡習，繼續戕害台灣長遠的發展。

長期以來，台灣公共政策的運作，建立在一種虛妄的「專家政治」模式：科技專業社群所提供的專業知識與技術方案，是民選的政治菁英推動重大公共建設重要的決策參考，更賦予政治人物追求政治目標所需的正當性。專家政治背後更預設了無知的群眾：需要被教育的不理性大眾。一個「專業權威的迷思」就這樣誕生：主流價值總是灌輸，涉及複雜技術問題的公共建設一旦發生棘手的爭議時，科技專業會提供一言九鼎的權威評斷，藉以在紛擾的政治、經濟、社會利益糾葛中尋求理性的仲裁。

這是一個「國王的新衣」！

真相是，專業社群甚少能夠提供化解重大科技爭議所需的權威解答！首先，會產生重大衝突的科技爭議，往往牽涉到許多複雜與不確定性的因素，包括自然與人文面，且短期內不太可能在科技社群內部達成共識。然而，公共決策具有時效性，不可能等科技界的知識定於一尊才進行。

其次，科技爭議往往已預設了社會重大的分歧，亦即，科技專業判斷結果所牽動的社會利益更為龐大。此一利害關係會導致科技社群更加分歧，誘發更多立論分歧的研究，進一步加深爭議的強度與廣度。最後，化解科技爭議最迫切需要的資訊，往往是科技社群最無力提供的：對於未來後果之預測。解決爭議最迫切需要的是，某一工程計畫對於特定社群及整體社會未來具體衝擊，並以此做出具說服力決策。不幸的是，這種前瞻性的決斷資訊正是科技社群研究最難提供的。

換言之，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膽怯與不負責任。膽怯，是因為政治人物不敢提出執政願景與價值，進行該有的社會協商，而將無比重大的決定交給了無法承擔此一任務的機制；不負責任，則是因為不敢為應作的政治決策明確地負起責任。心中想的只有短期的政治利益，絲毫沒有台灣這片土地的長遠未來。上至總統下至行政院長不斷地將蘇花高的興建推給環評機制時，我們沈痛地見證了民進黨政府膽怯的政治擔當！

爭議過程中，還有一個弔詭的缺席聲音：工程師。一百多年來，英美工程社群具遠見的教育家即大聲疾呼要在工程養成教育中注入人文與民主的素養！英國土木工程的良心漢米爾敦（S.B. Hamilton）說過一句名言：工程師如果只是活在當下，只想到現在，忽略了過去與社會未來的權益，將停留在幼稚與野蠻的狀態。

從英國的紐康門協會、美國的工程教育促進會、機械工程學會、到知名的理工名校，多年來紛紛倡導技術史的研究教學，期使未來的工程師深刻體認到工程技術對大自然與社會可能的貢獻與衝擊，以贏得社會的尊崇。更重要的是，工程師必須深刻警覺到民主社會的價值和運作，將其知識與智慧服務長遠的人類福祉，而不是狹隘的（甚至可鄙的）政治經濟利益。

相較之下，台灣工程師勘天役物的本領，為何會碰到閃躲古蹟的簡易工事就俯首稱臣？一個有文化教養的工程司，怎麼忍心在大地母親的身上劃下永遠無法挽回的傷痕？如果工程技術偷懶地淪為政治的附庸，陪葬的也將是其社會地位與專業尊嚴！

蘇花高等爭議最令人傷痛的，其實是政治人物跟台灣土地的背離。我們的總統是否希望造就台灣，有一天可以像歐美的總統一樣，回到自己的老家度假兩週，敞徉在西庄村的菱田間，為社會籌措對策？果真如此，還會有蘇花高或樂生案的矛盾與衝突？

也許，這些年來我們政治領導人的膽怯、失格、與價值的貧瘠，正是一部與土地脫落的農村物語！這才是台灣民主未竟的漫漫長路。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