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複數與絕對單數

在「親綠」學者聯名發表715聲明《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之後，中研院吳叡人教授再以一篇《把民主運動重頭做起》的文章，直接切入「轉型正義」 (Transitional Justice)的議題，他說︰


「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最令人遺憾的事，就是「轉型正義」的問題沒有處理。威權時代屠殺、鎮壓「臺灣人民」的「國民黨」劊子手和幫兇不只全身而退，還在當今政壇上耀武揚威。「臺灣人民」對「國民黨」的怨氣，是一種對正義的強烈渴求，因此具有高度的正當性。不過更遺憾的是，靠人民對正義的渴求而取得政權的民進黨執政後，竟然馬上忘卻初衷，完全沒有認真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不是把它當作選舉動員的議題，就是像現在一樣，在碰到危機時就操作人民對泛藍的怨氣來轉移注意力，迴避自我檢討。」(「臺灣人民」與「國民黨」中的括弧為筆者所加)

楊渡先生接著發表《轉型正義？放屁》的文章，挑戰上述的說法。首先，楊渡也同意「轉型正義」的確淪為選舉操作的工具，表面上用來批判國民黨，實際上卻是民進黨從中獲取政治利益的手段，只要國民黨永遠尚未「轉型」，民進黨就可以繼續從「正義」的呼喚聲中得利。

然而，只有國民黨才「不正義」嗎？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的「不正義」都不需要檢討嗎？而且只有二二八事件才是「轉型正義」的核心議題嗎？又為何獨漏了台灣地下共產組織？在這種歷史偏頗的論述之下，是「誰」的二二八？是「誰」的白色恐怖在聲明中被提及？為何只有「他們」的「不正義」被提及？其他人的「不正義」在哪裡？

也因此，楊渡先生憤怒的留下這樣的結論：「談轉型正義，還要斷代，中間隔開白色恐怖和李登輝，這是把正義切三段，本身就是不正義。這種人所談的「轉型正義」，最後當然是放屁！更何況，貪汙就是貪汙，再轉型，還是沒有正義啊！」

張鐵志隨即在Sounds and Fury中發表《楊渡與轉型正義》，反駁楊渡先生的說法。張鐵志指出很多連署715聲明的學者，例如吳乃德與吳叡人，都有做過左翼、台共與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時期受到迫害的歷史研究，楊渡不能夠因為「曾經看到一些粗糙的談法，就以為別人都不瞭解那段歷史。」張鐵志認為，正是楊渡所批評的這些人，才是最認真整理史料、努力跳脫族群偏見的學術工作者，他們的努力不容許這樣輕易地抹滅。

接著，楊渡再以一篇《有「轉型」，沒有「正義」！》做進一步的說明。他指出很多「台灣史學者」，意圖爭奪「台灣史詮釋的主導權」，把歷史當成意識形態的服務工具。張鐵志提到陳芳明，楊渡就以陳芳明為例，說明在他筆下的謝雪紅，是如何從自稱「忠貞共產黨員」的革命份子，變成台獨的急先鋒。

楊渡認為，正因為某些學者無法「誠實的面對歷史」，所以台灣地下共產黨的「紅色革命」無法完整的呈現在他們所書寫的白色恐怖、四六事件的歷史中。這種面對歷史的態度，使得「轉型正義」中所謂的「正義」一詞變得曖昧不清、切割來切割去，刻意地把現在被尊稱為台獨大老的李登輝排除在「國民黨」這個全稱之外，也把界線畫在陳水扁的歷史責任之前。

張鐵志則以《轉型正義的再釐清》一文再次回應楊渡。他回歸政治學上對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將「轉型正義」定義為「新興民主政府如何處理過去威權政府對人權的侵犯、對無辜生命的凌虐。這是民主化面臨的一個嚴肅的道德難題。」張鐵志認為「李登輝時期台灣已經開始民主化了，陳水扁更是民主化下的產物。」所以他們的執政並不涉及「轉型正義」的問題，無法與「威權體制的血腥壓迫…放在同一個天平上」做比較。

不過張鐵志也承認，統獨兩方對歷史的理解是不相同的。也正是因為這些彼此互不相讓的歷史觀點，才會引發楊渡批評某些歷史學者是在爭奪台灣「歷史詮釋的主導權」。楊渡認為唯有「誠實的面對歷史」才能公正的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而張鐵志則認為應該進行一場誠懇的「歷史辯論」，而不是一味地指責他人「都不懂、都不關心」。

事實上，與其說這場論辯的起因是關於兩造雙方對「轉型正義」的實質內容上有所爭議，倒不如說是對「正義」的理解有不同的想像，而這樣的想像來自於不同歷史取向的研究與詮釋。

就歷史談歷史，藍博洲以一篇《親綠學者在馬場町吶喊什麼﹖》的文章，質疑726聲明選在馬場町發表記者會，是否是「繼強暴二二八的歷史之後﹐再一次強暴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

藍博洲首先呼應楊渡的看法，指出的確有一群「綠色學者歷來只談二二八﹐而不談五○年代白色恐怖」，藍博洲首先肯定發表726聲明的學者們選擇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刑場馬場町作為發聲場域的歷史態度，比起過去的「綠色學者」要「進步」許多。但是站在馬場町上發聲是一回事，能夠站在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立場上發聲又是另一回事，藍博洲質疑那些口口聲聲呼喊「支持台獨的好朋友」的學者們，能夠真誠的面對當年在馬場町刑場上仆倒的有志之士，有很多人的訴求其實是讓現在的台獨人士聽起來極為刺耳的「終止內戰、國家統一」嗎？

二二八事件在諸多「綠色學者」「爭奪歷史詮釋的主導權」之下，已經被形塑成具有「特定」政治意義與目的、唯有「特定人士」才能闡述的歷史「事件」，在這種極具排他性的「本土化」論述之下，在馬場町內為「國家統一」的理想而犧牲的人民能夠納入《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的聲明之下嗎？還是這場聲明只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收編，把無法再為自己發言的死者挪為己用？藍博洲認為這些學者至少應該要說明「彼時彼地究竟是誰在馬場町吶喊﹖他們吶喊什麼﹖還有是怎樣的歷史情境讓這些人在馬場町吶喊？」

藍博洲從「誰」的歷史、「誰」的歷史詮釋來質疑這場聲明中的「真正」歷史態度，尤其是在鑑別「我們」與「他們」的行動之中，就已經隱含了一種「特定」的「台灣認同」，這種「台灣認同」的全稱式論述已經「被陳水扁貪腐政權敗光之時」，藍博洲認為「轉型正義」很有可能只是一種「修辭」上的策略性調整，其背後依然逃離不開藍、綠、統、獨對決的政治幽靈。

藍博洲的質疑可以在不少主張台獨的部落格中找到答案，連715聲明對他們而言都是無法接受的一篇爛文章，更何況是把具有「統一」色彩的犧牲者納入「轉型正義」的討論之中。

如果我們再回到張鐵志所堅稱的「李登輝時期台灣已經開始民主化了，陳水扁更是民主化下的產物」這一句話，我們還是可以質疑張鐵志對於台灣「民主」的發展過程過於樂觀的看法。我認為現階段台灣的「民主」可能連後威權時代「民主鞏固」的條件都很難達成，更不用談奠基在「民主」這個前提之上的「轉型正義」了。

也因此，在真正的「民主」尚未來臨(avenir)之前，在真正的「正義」尚未充分的討論之前，「轉型正義」只是一種全稱式、排他性的修辭或理想，無法納入更多同樣受到壓迫的他者。這樣的「正義」只是絕對單數(absolute singular)，而不是複數，只向特定的人士開放，清算「非我族類」，而讓更多應該在場的他者永遠缺席。

勞苦網以一篇名為《我們的轉型，你的正義》的評論犀利地點出台灣「轉型正義」的困境：沒有一個政黨的過去與現在能夠在「正義」的議題上站得住腳，我們又怎能夠放心今天他們所召喚出來的「正義」是真正的「正義」？而不是為政黨利益所服務的「正義」？在這樣的基礎上又要如何討論「我們」與「他們」的「正義」問題呢？

黃丞儀去年發表一篇名為《轉型正義如何落實》的文章，說明「轉型正義」一詞所牽扯到的問題，其多樣性與複雜度遠大於我們的想像。同樣牽扯到為威權體制所服務的三個案例，卻無法只使用一套絕對單數的「正義」標準來衡量。

Blackjack以《外省台獨的弒父情結與轉型正義》一文反駁部份「本土派」的外省第二代將「外省人」一詞視為「外省人」的全稱，而忽略了住在台灣的「外省人」其實並非鐵板一塊。Blackjack認為很多「外省賤民」也同樣是威權體制下的犧牲者，他們所受到的迫害並不比「本省人」來得少，但是這些「外省賤民」的「轉型正義」又要向「誰」來聲討？

此外，「客家人」、「原住民」、「女性」、「同性戀者」…的「轉型正義」呢？他們的「正義」又要向「誰」來聲討？「正義」的絕對單數足以處理這些「轉型」上的難題嗎？

德希達認為理想的「正義」當然是絕對單數，但是這樣的「正義」只是一種對未來的承諾(the promise of the future)，我們在當下的每一時刻總是聽見那個尚未到來、絕對單數的「正義」在呼喚著我們，迫使我們在此時此刻去評估無法完善評估的、決定無法完美決定的、實踐無法完全實踐的，以填補過去「不正義」與未來「正義」之間的斷裂(void)。

在這個填補的過程中，「正義」無法被完整化，「正義」的複數不斷地滋生，我們只能契而不捨地追索與協商「正義」的實質內容，在某一時代達成「正義」最大公約數的共識，用以迎接未來「正義」絕對單數的到來。

在715聲明中，「台灣認同」、「台灣人民」、「國民黨」、「轉型正義」…等名詞似乎都有變成全稱式絕對單數的危險，在沒有納入更多的他者進行更細緻的論辯與協商的行動之前，這種絕對單數的「正義」不是「正義」。這也就是為什麼楊渡、藍博洲等人會不斷地質疑「親綠學者」所架構出來的「轉型正義」所有殘缺的原因。

換句話說，在當下任何一種宣稱絕對單數的「正義」，如果佔據了所有「正義」的論述場域，很有可能將會把其他複數的「正義」排擠在外，成為另一種「正義」的霸權。我認為應該要引入了一些複數的「正義」來擾動當下絕對單數的「正義」。

我們應先呼喚不同的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女性、同性戀者…）一起書寫二二八、白色恐怖或是其他受迫害事件的歷史，以不同的立場（左與右）召喚屬於自己的複數「正義」。如果我們連這種多元化複數「正義」的論述都尚未完成，又要如何達成一致的共識，以實踐共同的「轉型正義」？

政小四在《以民主豐富轉型正義》一文中認為架構在「本土–外來」、「統–獨」、「藍–綠」...等二元對立觀念下的「轉型正義」依然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幻見」。我們唯有超越此二元對立的架構、多元化「轉型正義」的實質內涵，才能避免「不正義以轉型正義之名繼續發生。」

為了驅散「意識形態的幻見」，政小四在《藍綠和解三部曲：一個精神分析的闡釋》一文主張要讓主體「親歷幻見、直面空無真實」，也就說，要讓主體而直接面對不被象徵化或被幻見遮掩的真實創傷(例如以真誠的態度面對二二八或白色恐怖，不被任何政治符碼綁架，或是為特定的意識型態服務)，主體終將發現他藉以享樂的國族、族群、政黨…等符碼在象徵秩序裡只是一種幻影，沒有人會威脅它、搶走它。

當然，這種符碼的真空狀態可能很快地又會被各種既定的符碼(藍、綠、統、獨)給佔滿，再度把歷史的創傷給象徵化。為了避免真實的創傷再度被編碼，主體必須積極地引入更豐富多元的內涵來填補空缺(例如女性、原住民、同志的觀點)，並創造良性的批判的空間以對抗(大寫)他者的召喚。

不可否認，715聲明已經打亂了所有既定的政治符碼。例如「親綠」這個新創造出來的名詞，已經顯示出舊有的「泛綠」、「深綠」等名詞(象徵著忠貞、僵固、本質化的政治取向)，已經不足以解釋這些學者的跨政治、跨學科、跨性別、跨族群的多元化身分。在迷幻機器中，《憤怒反推薦(更新中)：這些人用噴漆扣帽子在「愛台灣」？》一文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已經讓「顏色政治」與「標籤政治」快速地失效，甚至到了失語的地步，更加突顯了「顏色政治」與「標籤政治」在語言上的貧困與匱乏，已經不足以解釋台灣未來政治版圖上的權力挪移。

茄苳樹窠就以《綠色有很多層次》的討論，試圖鬆動已經被「顏色政治」所綁架的政治符碼，填補缺席已久的多元化「綠色」論述，讓快要窒息的政治空間得以舒展開來。接著，朋友、豬小草與blah blah blah分別在HEMiDEMi發起《萬國博覽會》、《我想聽你怎麼說》與《一人一題︰給民進黨未來兩年的考題》等網摘與部落格串連運動，試圖從新找回「本土化」論述最原初的活力，藉由從下而上的抹去、重寫行動，賦予「本土化」論述新鮮的語意，以呼應吳叡人教授所提出「進步的本土化路線」。

715聲明已經清理出一片新的論述平台，讓舊有的「顏色政治」與「標籤政治」重新編碼，激盪出複數「正義」的可能性。在未來理想的「正義」來臨之前，我們應勇於驅散既定的幻見，拆解霸權，與他者協商，用多元化的論述來填補解構當前政治之後的空缺。正如同德希達所言：

「如果正義存在的話，它應具有解構的精神。解構就是正義。」



非常棒的網摘：迷幻機器《台灣的重建想像：本土‧多元‧進步》

我永遠達不到的書寫高度：瓦礫《藍綠對抗及其不滿》

回應藍博洲︰邱貴玲《馬場町 理想主義精神象徵》

很扎實的討論︰神遊威瑪《關於轉型正義的幾點思考》

anarch的推薦︰政小四《手護台灣？手刃台灣？》、政小四《牽手連心的團結幻象》

我推薦的延伸閱讀︰楊渡《關於二二八的六個最基本問題》

極力推薦的好書：賴俊雄 (2005)，《晚期解構主義》，揚智。